美国精神病：川普主义与历史的噩梦

图1.川普和第一夫人

本文译自W.J.T.Mitchell, “American Psychosis: Trumpism and the Nightmare of History”, in LA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6, 2017。2017年1月18日，米歇尔在日内瓦大学做过一个内容类似的讲座。

W.J.T.米歇尔是芝加哥大学英文与艺术史Gaylord Donnelley杰出教授，他自1978年起就一直担任《批判研究》（Critical Inquiry）的编辑，他最近的一部著作是2015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像科学：图像学，媒体美学和视觉文化》（Image Science: Iconology, Media Aesthetics, and Visu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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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神病：川普主义与历史的噩梦

作者：W.J.T. 米歇尔 

翻译：王立秋 

疯狂，在个体有些罕见。但在群体、党派、民族和时代中，则是常态。

——弗里德里希·尼采：《超越善恶》

 01 

我过去一直认为，尼采的这句格言不过是他表现风趣、吓人，“用锤子来做哲学”的尝试。但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这句格言看起来也越来越像一个平实的常识，每一天都为经验所验证。对没有为川普投票的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自2016年11月8日起那几天的事件，看起来就像是斯蒂芬·迪达勒斯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描绘的噩梦已经猛烈地降临到我们头上。而且我们还没有任何从中醒来的可能；它是一个不会消失的现实；它才刚刚开始。和2001年9月11日的噩梦一样，它标志着一个历史的纪元，不断强调着尼采那句格言的正确，那句格言明确指出，这还不只是集体的疯狂（“群体、党派和民族”），它还是“时代”的疯狂，那些像革命和战争那样，使我们觉得，我们正在经历不同寻常的，甚至是疯狂的时代的转折点和重大事件的疯狂。

这也是一个这样的纪元——早有人预言它内建于美国的民主，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是在一个大众媒体名人、大规模不平等和超级富有的寡头在政治上取得支配地位的时代中演化出来的。美国专栏作家H.L.门肯（H.L.Mencken）在1920年写下以下文字的时候，就预言到唐纳德·川普的崛起了：

由于民主是完美的，故而，总统这个职位，也就越来越切近地代表着人民内在的灵魂。在某个光荣而伟大的日子，这片土地上的平民将最终放飞其内心的渴望，而白宫将由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来点缀。

如今，门肯的这些预言性的文字，已在川普总统的形象中得以实现。一个长期以来被大多数美国人贬斥为蠢货和小丑的男人，突然变成了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力的人。

尼采关于集体疯狂的格言也有着一长串的历史先例。柏拉图认为民主特别容易受群众疯狂的影响，它是一艘“愚人船”，在这艘船上，船长是根据他的谄媚和人缘技能而非其船艺选出来的。雅典政治家梭伦在评论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政体的时候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一个雅典人是一只狡猾的狐狸。而一群雅典人则是一群羊。”类似地，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弗里德里希·席勒也曾说过，“每一个人，在被看作一个个体的时候，都是尚可容忍地精明且理智的。但以群体视之，你就会立刻发现一个傻瓜。”但尼采也通过联系重大的事件、时代使他们的评论历史化，从而精炼了这些评论。因此，问题是，我们的时代有什么不同？我们的集体的疯狂，与人类古老的，在群聚为群体、党派和民族时就要做疯狂的事情的倾向有什么不同？是什么，使这个历史的噩梦比门肯预想的更糟？

答案，我认为是：（如今）集体非理性、愚蠢和错觉的后果不再限于像雅典那样的小城邦国家，甚或像英国那样的强大的民族国家（后者最近的“退盟”倒是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川普的当选）了。当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走向疯狂的时候，后果是全球性的。这点，在美国在人类共同体在可预见的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即，气候变化上的绝对沉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气候问题从来没有在总统竞选辩论中出现过，媒体也很少报道。无可否认，对不读报的人来说，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是很难接受的。但当，在一个罕见的集体明智的时刻，一百九十五个国家一致同意气候变化是真实并且必须得到认真应对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这个问题，就像我们说的那样，是不用想就该知道是重要的(no-brainer)。但川普却否认气候变化，他意图撕毁巴黎和约，说它是件“坏生意”；他任命一个化石燃料说客来主持我们的环保部门——可这个人，和川普任命的很多人一样，倒乐意摧毁他所掌管的部门。

这表明，我们需要进一步补充尼采的格言。在这个集体疯狂的时代，受威胁的不仅是“群体、党派和民族”，更有人类这个种族本身。当然，很可能会有“文明”的前哨，封闭的社区，供那些足够富有，能够保护他们自己免受人民大众的贫困化和环境的退化的影响。[1]川普的孙子很可能会没事，就像今日孟买富有的市民那样。而剩下的人类，我们可以预期，就得加入那些在下面这幅图的前景中挤成一团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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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欧逸文在《纽约客》上发表的论文，该文描述了如今极其富有的人是如何计划逃过我们都知道的文明的崩溃的。过去曾是像雅利安国那样的下层中产阶级白人民族主义者的领地的幸存主义，正成为在那百分之一人里盛行的邪教。

图2.川普宣传海报下的贫穷人民

但现在，我想回到一个我确定，从我开始评论到现在一直在困扰你们的问题：我使用关于疯狂的语言，仅仅是一个修辞、论战的工具吗？它只是寻常的辱骂和非难（比如说，你疯了、你蠢、你无知、你个疯子、你个傻逼、你个白痴、你脑子进水了、你精神错乱了、你迷糊了、你产生幻觉了）吗？还是说，它有着作为分析一种心态、一种抵抗说服的思想风格和情感的方式的潜能？像眼下这个时刻一样的，纪元性的、划时代的时刻的特征之一便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很难区分理性的分析和论争。事实上，情况可能是，在历史上总有这样的时代——当理性和愤慨合一，而平静的审议和做长远考虑的安慰这一整套自由主义的风格看起来根本就是不合适的。我的同事劳伦·兰特已经做过这样的诊断：他认为，我们眼下的时刻，是在文类间“像连枷一样摆动”的时刻，就好像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叙述我们眼下的时刻那样。马克思认为，历史可以重复自己，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但如果历史上的一个时刻给人同时是是悲剧和笑剧的感觉呢？为适应这样的时刻，我们可能不得不也像连枷一样摆动一下，实验一下我们的文类，并记住：连枷不仅是无目的地东闯西撞的隐喻，实际上也是收割的工具，是脱粒、打麦的工具。

相应地，在这篇论文中，我已经把集体心理学的框架——更确切地说，是关于疯狂和精神病的话语；而更具体地说，则是一种为我们国家的历史所特有的美国精神病——当作我批判的连枷（顺便说一句，批判，也是由希腊语的分离、分化衍生出来的）。作为一名研究视觉文化的学者，我把集体精神病的范畴看作一个optic（镜片），即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一种“视为”或“看似”的样式。和任何镜片一样，它看一些东西清楚，但也有一些盲点。然而，就眼下而言，它看起来是一个用来分析历史上的疯狂时刻的、有生产力的框架。

当关于疯狂的语言在美国政治俗语中随处可见的时候，就更加如此了。这种关于疯狂的日常语言部分地可认为是由惊奇带来的震撼引起的；其次，它也是出于对可怕的真相的揭露：他没在开玩笑。他不是隐喻的存在。不可思议的已经发生了。他是疯狂的。这是疯狂的。但我想严肃地把它当作我们民主制度中一种潜在的失序的症候来考虑。这里，有必要一字不差地引用弗洛伊德的原话：

个体心理学和社会或群体心理学之间的对照，一眼看上去充满了意义，但加以更加细致的考察，这一对照就大大失去其锐度了。的确，个体心理学关注个体的人并探索这个人为满足他的本能而走上的路；但只有在罕见和特定例外的情况下，个体心理学才可以忽视这个个体与其他个体的联系。这个个体的精神生活总会涉及某个别人，某个作为一个模型、作为一个对象、作为一个助手、作为一个对手的别人；所以，从一开始，个体心理学[……]就同时也是社会心理学了——在这些词扩展的但也是完全可以证明的意义上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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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和对自我的分析》，1922年。

弗洛伊德认为个体与集体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系列的同心圆，从个体，向家庭（直系亲属和大家庭），再向诸如部落、社会俱乐部、政党、族群、民族此类的更大的群体，并最终，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向人这个物种本身辐射出去。当然，弗洛伊德主要要做的，是追溯最小的群体，即家庭，在生产（引起）个体的失序上的影响。我们的任务正相反。我们必须问这个问题：一群倘若不发疯便明智的个体，在聚到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疯——这何以是可能的？是什么把狡猾的雅典人变成了一群羊？答案——继续使用这个隐喻的话——可能是：一个理解集体心理学，并知道如何利用它的，聪明且不择手段、无道德原则的牧羊人。简言之，对精神病患者来说，煽动家和大骗子是完美的对话者。大骗子会仔细聆听他的标记，并像镜子一样把他的妄想反射过去。他以妄想和暴怒为食，许一些诉诸受害者奇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诺言，放大他们对他者——墨西哥强奸犯、穆斯林、不尊重他们的讨厌的自由主义精英，和欺骗他们的媒体——的恐惧和仇恨。

川普不仅是一个有天赋的骗子；他还成功地使他的追随者相信，不存在什么真相的源头，也不存在什么可靠的事实，有的只是他利用和强化的那些妄想。这就是为什么，在川普成功夺权后，那么多的辩论把注意力集中在他本人是不是一个愤世嫉俗者或精神病患者上的缘故。他真的相信他自己的妄语吗，还是说他更清楚（事实的真相）？我们中的许多人曾希望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在那个时代，我们不必考虑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我倒不特别对川普本人是不是精神病患者这个问题感兴趣。参与关于他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讨论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正如艾伦·法兰西斯，诊断这种人格障碍的DSM-IV标准的作者最近评论的那样：

和川普混为一谈，对那些真有精神疾病的人来说是个侮辱。大多数有精神疾病的人还是好心好意、行为端正、举止得当的。川普可不是这样的人。川普是坏，不是疯。给坏人打上精神病的标签，就是在污蔑精神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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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兰西斯医生是杜克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荣休教授。出自2017年2月4日与凯里·哈耶斯的“说出真相”访谈，http://www.truth-out.org/news/item/39356-don-t-call-trump-crazy-the-dangers-of-pathologizing-bad-politics.。

我同意法兰西斯医生，“川普需要全面的政治回应，而非虚假的医疗化”。但川普主义，这个在此时此刻攫住这个国家并威胁整个世界的群众综合症呢？就其对现实验证的敌意，与其“危及自身及他人”的潜能而言，它是满足精神病的标准，是符合（美国）精神病人强制住院治疗的法律规定的。一切着手治疗川普主义的失序的政治，都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思考它与精神病的关系——不是论战用的标签，而是一种疗法，一种聆听疗法。我们这些专家必须遵循像亚丽·霍奇查尔德那样的社会学家的示范——她曾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在路易斯安那环境灾害肆虐的区域对茶党社群进行了大量的访谈。霍奇查尔德怀着深刻的同情来研究她的主体，承认他们的生活以及对现实的感知的复杂性。她在内心深处发现一个巨大的悖论：个体而言高度道德并且在个人生活上讲道理、理性的好友和邻居，同时也是普遍共享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失忆症、无知和妄想的受害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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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们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对新右派的愤怒与哀悼》(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New Right, New York: New Press, 2016)。霍奇查尔德的副标题表明，社会学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占到了精神分析的领土上。

所以说川普没疯。他是一个本领出众的著名生意人，他有狂乱的精力，和简单、看似权威的演说术天赋。我发现，这个问题更有趣：为什么他偶像般的在场，他的“形象”会有这样一种反射和强化大群人——这些人，按个体来看，都是讲道理的人——中的集体形式的疯狂的力量？

也许，对集体精神病这个现实最好的展示，来自民主的理论本身。民主植根于对“人民意志”的虚构，它一直在为抵御集体精神病而斗争，而这种精神病会让人民的多数去做有损（民主这个）政治体本身的事情。“法治”这个观念本身，以及宪法的重要性都证明了遏制人民激情和限制大多数与主权者本人的权力的需要。美国宪政中立法、司法和行政分支间的“分权”，已经是平衡的个体精神状态的一种寓言了：一个平衡的个体精神状态能够依靠通过和服从它自己的法律来限制自己，为自己判断那些法律是否得到服从，并以神经心理学家们所说的大脑的“执行”功能来贯彻这些法律。使温斯顿·丘吉尔感慨“民主是除其他所有（试验过的政府形式外）最糟糕的政府形式”的，确切来说正是人民非理性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指出这点是重要的：集体疯狂的潜能不只限于个人不同意的政治运动。我们都在参与某种形式的集体意识，我们所有人都在服从形形色色的集体思维。当然，围绕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当选的狂野、不切实际的希望也有不理性的地方，尽管事实是，奥巴马可能会以美国历史上最酷、最理性的总统之一的形象被人记住，而川普则被广泛地嘲笑为一个浮躁的小丑和“傻瓜(twit)”：他主要的沟通方式是推特(twitter)简讯。通过并置舒帕特·法利所绘的那幅著名的把奥巴马表现为革命英雄的画像和某位匿名人士对它的戏仿（在后者那里，作者以同样的方式把川普描绘为否定奥巴马那里的革命的“偶像”），我们就可以瞥见这两个民主的民粹主义人物之间的关系。

图3.舒帕特·法利所绘的奥巴马和川普

法利的图像风格出自苏联的革命肖像画法，这种风格暗示着，奥巴马和川普都可被视为革命人物，前者被讽刺地表现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和黑人民族主义者，而后者则被表现为一个有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危险的反动者。美国政治文化不只有两党：它是围绕着一种精神病学家会称之为希望与恐惧、躁狂和抑郁的“二元对立”组织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的美国梦可以在一天之内转变为川普的美国噩梦。这就是为什么每四年我们都可以预期反动的竞选口号出现：“把懒汉扔出去”，“我们可以相信变革”，“排干沼泽”和“你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基本的美国政治本能可被视为一种对“变革”的盲目信仰，它不太关心实际上变革的性质是什么。因此，逆着美国政府，逆着华盛顿来，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持久的美国政治策略。正如罗纳德·里根所说的那样，“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在这次特别的选举中，对中央政府的默认的敌意，被美国集体精神病的另一个熟悉的主要成分，即种族主义和仇外给放大了。川普通过愤世嫉俗地利用毁谤性的谎言——说巴拉克·奥巴马是非法移民，不是美国公民，说他很可能是一名秘密的穆斯林——来博出位。倒不是说它是唯一这么做的人。现代共和党的“南方策略”，即把白人民族主义的种族仇恨当作其政治权力的一个来源来使用，为川普做好了准备。在奥巴马的八年任期期间，一系列稳定的种族主义漫画始终在网上流传：把白宫草坪描绘为一块西瓜地（意指黑人像西瓜），说“奥巴马币”不值钱（为什么种族主义见下图）。

图4.在奥巴马的八年任期期间，一系列稳定的种族主义漫画始终在网上流传

奥巴马的讽刺漫画，尽管的确煽动了极右派和白人民族主义者，却对奥巴马的人气影响甚微，因为它们假的太过明显。相反，对川普的漫画讽刺，则几乎没什么影响，而原因，恰恰相反——因为它们太真。使自己免疫于漫画的夸张讽刺的方法之一就是，打一开始，就活的跟漫画人物一样夸张。《纽约客》的卡通画家罗伯特·莱顿在一幅恰当的元绘画中捕捉到了这一处境：漫画家的视线刚离开他的草稿，这时妻子突然冲进来告诉他“停停停——你今早想出来的川普漫画刚才已经发生了。”

图5.停停停——你今早想出来的川普漫画刚才已经发生了。

美式推销的教父，P.T.巴纳姆在指出“汉堡越大，人民越爱它”的时候就已经说得很好了。他也评论过，拿空洞的承诺和口号来欺骗一群情感脆弱，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有多容易。“每一分钟都有一个好骗的人出生”，而右翼对美国公共教育系统的破坏，当然也起到了增加容易上当受骗的人的出生率的作用。亚伯拉罕·林肯对美国的信仰更加深刻。据说这句名言“你可以在一时愚弄一切人，在每时每刻愚弄一些人，但你不能在每时每刻愚弄一切人”就是他说的。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对想要政治权力的有天赋的大骗子和煽动家来说是很有利的。

那么，为什么专家们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呢？为什么对政治可能性的理性测量输的这么惨呢？也许是因为，从理性的假设出发、使用经验数据和经过检验的算法、并且深谙历史的专家，是最难理解集体心理的内在精神崩溃之动力机制的人。他们预期作为个体的、理性行动的人在作为集体时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行动。对正常的、讲道理的人，专业训练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专家来说，要预见精神病人的行为，或者说要估计、判定被妄想控制的人会接受怎样的信息，那可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梦想“靠谈话来治疗”的精神分析家，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时一般被认为是无用的。你就不可能与精神病人交谈啊。（在精神病人那里）没什么有待发现的无意识。在他们那里，狂热的妄想和偏执的恐惧并没有被压抑，而是就敞开地摆在那里，就像唐纳德·川普的无能的讽刺漫画那样。

误导专家的另一件事情是，在被问到投票动机时，人民会避免羞耻而说谎。关于川普的支持者，我们可以说的最好的事情之一是（就像在英国脱欧上一样）他们真的被愚弄了，他们没有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如果这只是个体的疯狂的话，他们是可以基于这样的情况——即一个知道该按什么按钮的高明的心理医生引发了他们暂时的疯狂——来上诉的。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大群大群的人大声地说他们支持川普的荒谬，并对胆敢抗议的人进行人身攻击，但是，在私下里被问到的时候，他的个体的支持者们在其为川普投票的意图上的回答就变得不同了。毕竟，专家们都预言他会输，谁会想承认他们会给一个失败者投票呢？但在那些乐意公开说他们支持这个人的声音中，也几乎总有这同样的搪塞：“我不同意他说的很多话，但是……”“我不赞成他对女性的行为，但是……”或：“我不知道他能做到多少，但是……”这些“但是”之后，总是这样的陈词滥调：“我喜欢他的政策，不喜欢他这个人。”或：“我认为他会带来变革，我们有什么可失去的呢？”或：“他说他想说的话，不装模作样。”或：“我喜欢他不政治正确。”或：“他不是一个政客而是一个生意人，我们需要一个生意人来找回我们的工作。瞧瞧政客们留下的烂摊子吧。”或：“他会让政府不对我们的枪伸手。”或：“他会制止堕胎。”“他会强硬。”

这些言论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拒认”——对那些对分析者来说显而易见的东西的赤裸裸的否认——的经典实例。这种拒认的最臭名昭著的一个版本是一个人会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无论是反犹、憎恨黑人还是恐惧伊斯兰。正如让-保尔·萨特很久以前在《反犹与犹太人》中指出的那样，我们总会听到这同一种表述：“我不反犹太人，但他们有问题”。后面经常还会加上：“我有几个最好的朋友就是犹太人啊，但问题还是问题……”川普作为一个煽动家的伟大天赋就在于直言说出他的追随者们能够拒认的东西，或使那些间接表达（相反意思）的言论变得像“狗哨”一样直白的能力。

这是法西斯主义吗？我认为还不是。但它正处在一个通往司法系统腐化、军队政治化（美军的军官团已经被共和党主导了）、迫害少数（他针对穆斯林的禁行令）和废除民权（川普已经威胁说要废除他不喜欢的、支持人们进行自由的政治表达——比如焚烧国旗——的公民权利了）的滑坡上。在《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中，威廉·赖希提出了为什么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没有预见到希特勒的到来的问题。他们的经济主义的阶级分析已经表明，德国已做好了进入社会主义的准备。哪里不对？答案是：他们忽视了他们所谓的“主观因素”，宗教、神秘主义的主导，和压迫性的父权家庭结构——这一切，为他所谓的“希特勒精神病”提供了完美的环境。再一次地，弄清楚这点是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骂希特勒是精神病，要不要给个别德国人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希特勒可能是疯狂的，但他却能够以最合理的方式利用德国的工程、科学和技术来杀害成百万上千万的犹太人并发动了一场世界大战。而普通的德国人也有重组的理由来投票支持希特勒上台，这些理由就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后“让德国再次伟大”。

精神病不等同于非理性；它是一个更加深刻的综合症，一个经常让理性也发挥作用的综合症。它是灵魂、性格或人格——在这里，也是门肯所说的“人民的内在灵魂”——的疾病。就主权者的形象已变成这个灵魂的化身而言，特定的精神病可能是君主和总统们的职业病——那些视权力高于生死的人（尤其容易染上这样的疾病）。甚至像巴拉克·奥巴马这样一个谨慎、节制的灵魂，也发现自己还是下令杀死了许多美国公民，并用无人机把无辜的平民——包括儿童——变成了“附带伤害”。一种对权力的渴望（以及与之相伴的无权感）也是民粹主义运动的一大弱点，这样的运动往往会投向强势、父权的领袖，后者会许诺为他们打抱不平，摧毁他们的敌人，并实现他们重返往日辉煌的奇想。川普想要回到的那个美国，是那个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在越南杀死数百万人的美国。这个美国曾用消防水带和警犬来攻击非暴力的示威者，私刑处置了数千名非裔美国人，并谋杀了马丁·路德·金博士。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过去，是历史的噩梦——我们正试图从中醒来。

 02 

那么，该做什么？美国精神病有救吗？在缺乏一个来自外太空的强大的外星文明来迫使美国人理性的情况下，我认为是没有的。事实上，如果尼采在这点上是正确的——即集体的疯狂是常态而不是例外——的话，那么，看起来，我们最好承认，美国人正和其他人类一起，苦于一种不可治愈的境况。和雅典，世界上最早的民主政体一样，美国也不能免于被僭主和寡头夺权的命运，而在川普那里，我们可能还可以买一得二，用一个代价同时换来两种厄运。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左派舔着伤口策划反攻的同时，努力保卫诸如宪法、法治此类的自由主义制度，保留像自由、公证的选举、负责任的政府、体面的公共教育和警惕的自由出版那样的民主形式，也是重要的。这些制度中的每一个都遭到了川普的攻击——支持政府积极运作的最适度的斗争，也和激进地组织继续向前的新的社会运动一样重要。

至于民主，也许阿尔·史密斯是对的，“民主的解药是更多的民主”，尽管这听起来像给弗洛伊德所谓的“强迫性的重复”开的处方一样不吉利。所以，我要在这个处方上加一个符号。我们需要更多的，减去不受管制的、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因为那种资本主义会贬低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并会在把它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怪到移民、专家和联邦政府头上的同时，用鸦片和宗教来减轻这些痛苦。让我们直击这种精神病的病灶——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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